唐山市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儒家的仁？是深入儒学内部理解其精神实质，还是抓住一句话轻易地下结论？儒家的爱从亲始、孝弟为仁之本，与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究竟是何关系？这不仅涉及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儒家的仁爱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人是目的，还是手段？这里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比较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追寻一个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不是在现实之外，就在现实世界之中。《系辞上》引孔子的话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1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53页。此后，扬雄在《解难》中说：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阴阳本身就具有生命意义，是一切生命的始基，创造生命的基本力量（或信息）。源远流长的周易文化来源于伏羲八卦，而伏羲八卦又意味着中国文字的创造，伏羲作为中国的人文始祖，其地位应充分肯定。为什么是伏羲始作八卦？其可能条件是什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古有三坟五典之说，如果说五典是指《尚书》（尧、舜、禹、商、周），那么，三坟是不是指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已有此说。伏羲文化就属于这种情形。27戴震:《戴震集》，第187页，第314页。

【13】胡适之后，认为清代哲学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的，还有萧箑父。因此，如后所述，以宋明理学为典范，将清代视为哲学最为不振的时期，只是基于概念谱系的书写。而章氏对考证持保留态度，与其说是不善此道，不如说是所担忧的不仅是理学家枉顾经典的空言，更是经学家枉顾实事的空言，即所谓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文史通义·原道上》）。典型如顾炎武，他以语录科概括理学话语，并指责其流于空言、偏离了修己治人之实学，正是从语言维度反思理学的典范。

典型如胡适，他眼中清代思想之于理学的反动就是指后者代表的近世哲学在清代消歇了，原因则是清初的学者想用经学代替那玄谈的理学。【24】在王夫之看来，理气之分同样如此，所以又提出理不是一物，与气为两的主张，【25】这与黄宗羲主张的理气只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的意思相当。

29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第339页。但实际上，如何书写哲学史并不决定性地仰赖对哲学本身的看法。甚至可以说，哲学史的书写具有哲学观不能涵盖的独立性。鉴于此，上述两难也可以表述为，新哲学呈现的是一部虽有创见但仅为片段的哲学史，旧哲学呈现的则是一部线索连贯但乏善可陈的哲学史。

34戴震:《戴震集》，第192页。另一方面，则认为清中叶出现了以道论和人文实证主义为要素的新的哲学思考，大概也是把清代看成是一个新旧哲学的交替时代。2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九《东林学案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459页。质言之，那是一种基于概念谱系的书写——首先是从文献中提炼某一概念谱系，如理气心性之辨，作为宋明哲学的象征。

注释： 1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校注》，王宝峰等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4页。这大概与人们对清代思想缺乏哲学性的一般印象有关，比如，在谢无量所著近代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中就有有清一代，哲学最为不振的断言。

【4】专论哲学之反动的，主要是致力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论者。【37】以实证描述清代学术的方法，在梁启超、胡适就已如此说，但侧重点是科学中的实证，所以他们也对清代自然科学并不发达感到惋惜。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2页。21这里呈现的理学与经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名实关系，但当被后人概括为经学即理学这一命题时，本来的重点反而被掩盖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离了顾炎武本意的概括。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某种意义上就是基于这种书写策略，呈现了不同的哲学史景观。【1】而其依据，一方面是将宋明理学视为中国哲学的典范，另一方面，则是将清代学术定性为理学的反动。在这个意义上反动理学，并不是说理气二分是错误的，而是说这种理学话语是无意义的，是一种以修辞为实有的幻说。因为语言问题，尤其是抽象概念的表达问题，在清人的思想经验中从来都不是小问题。

但对考证本身来说，其作为理学凿空解经的反动，本身就蕴含了考证之外的思想动机，即顾炎武所谓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义以通制作之原，【33】或如戴震所说的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34】这都是强调：考证是为了把握经典思想，而非反过来，读经典是为了考证。14萧箑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348页、第21页。

而在戴震提供的论证中，尤其对为什么选择讲道而非讲理，给出了专门的说明，那就是：道这个名以人伦日用为其实。那么，对眼下这部《清代卷》哲学史来说，自然也应该询问是否克服了上述两难。

1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325页。而劳思光将考证说成为哲学思考提供知识外援的广义史学，大概是在传统哲学史叙述的框架内能对考证运动做出的最大承认。

说到这里，就能谈论从宋人讲理到清人讲道，这个表述上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正因为在哲学史写作中，理学代表了中国哲学的典范和评价清学的标准，那么作为批判理学话语的考证自然能被纳入哲学史的考察。15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461-463页。但若将全部精力投入考证，又会导致另一种空言，可概括为空说不做，章学诚则概括为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以当儒生之坐论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而当重新回到顾炎武的问题意识看，即理学之名命名的东西是什么?便不难发现，清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并不是概念思辨的反动，而是概念语言的反动，即首先是要为理学话语校正名实。一方面，如果着眼于新哲学来刻画清代思想，其实已经改变了以宋明理学为典范的哲学观。

并且，这种有限的肯定也仅针对戴震等皖派学者的考证来说，吴派惠栋之流的汉学则被认为不具有哲学上的价值。【31】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本身也很笼统，因为其意思显然是考证运动不只起于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还有其他根源。

24王夫之:《船山遗书》第七册，中国书店，2016年，第99-100页。当然，宋明儒家并非不讲道，只是不像清代学者那样普遍。

也就是说，给定某一哲学观，并不只有单一范式的哲学史书写。这种以思想为指向的读经态度，又在高邮王氏的家学传承中被更简明地概括为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尤其对清代道论和人文实证主义的抉发，有助于改变对清代哲学的传统印象。所以，《中庸》开篇谈及的性命道只具有语词的区分。

但实际上，将理学视为中国哲学的典范而将清代思想视为其反动，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结论。至于清人，则主要关注的是理气心性之名与修己治人之实的分离。

因此总得说来，这部清代哲学史是迄今为止在不改变既定哲学观的前提下，将清代思想纳入哲学史叙述的新尝试。李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清代 哲学史 理学 语言 。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第22页。侯外庐之后，余英时从内在理路谈论清代思想，则可谓思想史研究的现代推进。